中国二维码之父王越：15年造一个小巨人

“王越的目光并不满足于当下的二维码市场。他认为，“二维码不只是实体卡虚拟化、无现金这么简单。在移动支付产业，二维码支付只占20%，未来还有80%的新增发展空间”

二维码，随处可见，在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场景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5G时代的到来，以及移动互联网、新零售、互联网金融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二维码在更多创新型的应用场景中出现将是大概率事件。

支付宝、微信是推动二维码应用发展的主要势力，但在中国，最早进入二维码技术开发应用的却是一家小巨人公司——北京意锐新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锐新创”）。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王越是中国最早进行二维码创业的人，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推动二维码技术研发、最早向海外出口二维码引擎的人，堪称中国的“二维码之父”。

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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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是信息码演进史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随着信息码技术的发展，美国和日本同时出现了二维码技术。此后，全世界相继开发出多达几十种二维码标准。

1994年，日本Denso Wave公司发明了QR码，它的名称来自英文“Quick Response”的缩写。QR码由于免费开放授权，在应用端得以流行，后来成为二维码的代名词。2003年，日本电信公司NTT DoCoMo开始在手机上推广QR码应用，日本政府也将QR码指定为通行的二维码，到2006年年底，日本的二维码用户已经达到6000万。

年轻的王越是这波科技浪潮的见证者。1999年，王越从黑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远赴日本工作，期间获得了一个发明成果，创造了光学触摸屏国际专利。2001年，25岁的王越已经在一家日本软件公司做到技术总监的位置。这在日本职场，是一种极大的认可。

但在此之前，王越却经历了漫长的失意与等待。他没料到，应聘软件工程师来到日本后，他被派到了工厂，工厂又把他直接安插到了仓库。他心里很不平衡，“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也没有人认可，没有人可以问。”

从小他就对物品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喜欢拆装、研究家用电器等一切可拆的东西。他是通过研究仓库来了解日本公司和商业社会的。他的产品思维也是在这时候有了一个基础框架。仓库里时不时地堆起了公司滞销的笔记本产品，王越慢慢地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个产品在日本会滞销，会留在仓库里而没卖出去呢？他也会看到有一些产品还只是原理样机形态，“为什么这个事做不起来呢？”

王越对产品的钻研精神还是被发掘了。所以他被短暂地调到产品生产线。起初他是兴奋的，甚至不戴手套也能拧住螺丝，装的速度还比别人快。但疲劳期比他预想的来得快。周末双薪，工友们都去加班，王越几次跑到工厂大门，又折回来，“转了好几圈，但还是不行，不能进去”，“生产线上再能干也只是1.5个工人的价值。”他想，他的人生价值一定不止于此。

后来，因为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王越逐渐成为了公司的技术大拿，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大概是他能想得到的最基础版的“认可”。这种认可给他带来的满足感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思考判断力的加强逐渐消散了。

王越在做一个日本民营医院的看护管理项目时发现，日本医院在对患者和药品进行管理时都引入二维码和PDA的应用。毫不夸张地说，他第一次接触二维码就被它的魅力吸引了。二维码在日本的商业模式也很清晰，王越记得那时一个二维码技术模块可以卖到999美元。他由此产生灵感，打算开发用手机识读二维码的技术。王越认为，借助手机二维码，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信息流一下子畅通起来，能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场景。

王越敏锐地嗅到了二维码商机，只经过15天的思考，他就决定回国，“起初我没有想创业，我只是想找个环境来做我想做的、能做的。”

他无数次问自己，我适合创业吗？“我只是工程师思维，不懂管理、更不懂经营，不懂商业、更不擅长交流。”按照这个理解，他几乎判定自己不适合创业，“那创业失败了怎么办？我心想，做炮灰我也愿意，炮灰我也是骨灰级的。”

决定创业后，王越开始在日本找融资，当时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加上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日本国内的融资不太好找。本来，包括日商岩井、NEC等四家投资机构对王越的想法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听说他要回中国创业，又都戛然而止了。

在通过各种关系找资金的过程中，王越与中关村驻东京办事处接上了头，算是找到了组织。后来，他被安排进归国创业访问团，回国参观中关村。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中关村驻东京办事处和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王越享受了特殊人才政策，被引进回国创业。

2002年7月，王越在中关村成立了意锐新创。这是国内第一家成立的二维码开发应用公司，专注于核心技术二维码识读引擎软件的研发。“意锐”取自“意气风发，锐于进取”，彼时的王越也可谓是意气风发。

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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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创业是简单的事情，但创业成功却是一场痛苦的修行。意锐新创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公司，王越虽然被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中关村，但他的起步阶段也是煎熬的。

2003年，王越通过在日本的人脉关系为公司挣得了第一桶金。意锐新创的研发在国内，市场扎在海外。当时，公司每笔订单能够达到三万美元，多的时候能达到九万美元。对于初创公司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足以支撑日常运营。

2002年时，意锐就有了完整的二维码功能演示，之后几乎每年一次升级换代。王越说，每一代引擎，都是要根据对二维码的特性，不断创造出新的理念，再用技术手段实现对应的模式识别模型，“（比如性能要实现）从第一代再PAD上17秒的识读耗时，到最后实现100ms的提升”，此外，信息承载量、信息识别模式、读取硬件便捷性等都是每一代升级需要突破的问题，“（也要）逐步对模糊、破损（的二维码）有更极致的识读能力”。这样的更新速度和研发投入几乎耗尽了王越长达六年的心血，“所有的收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测试团队、实验环境的搭建上”。

2004年，王越才搭建起真正的创业团队，到2005年，团队人数接近20人。“在别人公司里租了一间房，一张折叠床、两个工桌，当时的合伙人是我高中的同学和朋友，就是一起玩玩。他在学校时（我）就会坐在楼梯上（跟他）长谈几个小时，后来他上班，（我）就跑公司楼下等他下班。他们做开发，我就做测试，做开发之外的所有事。”账上趴着100万，等来了合伙人和全职员工时，王越心想，太难了，两年的空城计终于结束了。

意锐新创逐渐走上正轨的同时，中国也在国家层面开始推动二维码技术的开发。王越带领团队经常到国家质监总局交流，汉信码（中国标准的二维码）竞标时，他们很幸运地中标胜出。2005年年底，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牵头完成的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二维条码新码制开发与关键技术标准研究》获得成功。课题专家组组长倪光南、何德全等专家一致认为，汉信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建议尽快将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产业化，同时建议将汉信码国家标准申报成为国际标准。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才十多个人，但借用了父亲的五个博士生，他们真的好厉害，我们半年完成任务。任务是，要做世界最先进的二维码，性能要比现有的强！”王越带领团队绕开世界的专利壁垒，建立了独立的专利体系，为汉信码成为国际ISO标准打下了基础。

2006年，意锐新创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款汉信码读取设备以及手机版汉信码引擎，并获得中国自动识别行业2006年度特殊贡献奖；2007年，汉信码成为国家标准。

此后，意锐新创参与了制定中国移动条码应用规范。

联想是王越的贵人。“2006年，已经是我们第四代引擎了，联想找到我们在中国合作第一款二维码手机”，“有一天，他们说中国移动也在做二维码，一直做梦都在做移动二维码的我们居然全然不知。”在联想的引荐下，王越第一次去中国移动谈合作，一屋子的人，中国移动研究院正在组织三四家公司和部分手机厂商开会，要做一系列的《手机二维码应用规范》。他们看上去都很健谈。王越听着他们说认识移动的某某领导，细数熟知的各种资源，他在紧张之余只抓住了“兵贵神速”这一要义，在第二次开会时，就把上次开会讨论的内容装在手机的APP上，边开会边做演示。结果，意锐新创成为唯一的中标单位。王越到现在还记得中国移动的人对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跟这么小的公司合作过，但你们却是最大的。”这样的认可让王越兴奋。

意锐新创得到中国移动的认可，也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追捧。王越回忆说，“在民宅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intel，Mtk，Nokia，Samsung等等都来了，投资人也随之而来。自动识别行业的人惊到了，没有想到一直没有声音的意锐，竟然真的把手机上实现了二维码功能。”公司一下子进入到快速发展的状态，开始打开移动互联网服务市场，在媒体延展、个人应用方面也加快了脚步。

2007年，王越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此时也正值中国手机进入3G时代。有了钱以后，意锐新创开始进入扩张期，做出了魔印（系列条码）平台、二维码平台等。但让王越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一下子放大了公司的财务危机，“我们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有两三个月，工资都开不出来。”

王越复盘当时的教训认为，“我们走早了，Android、iPhone智能手机风还没有刮过来，我们就被资本市场放弃了。公司欠债，车也被房东开走了，伙伴们也离开了团队，说再不走，就出社会问题了。我成了孤家寡人”，“事后想放弃，重新再来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也会有更大的起色。可是当时我想，总是要有人为投资人的投资、为团队负责任。”王越连“走的资格”都没有。

此后的五年，王越过得非常痛苦。在此期间，他的个人感情问题也出现重大危机，事业和感情双双受挫。“那是一段只是为了活着等待机会的日子。我把自己当作项目经理，当作销售，但是现金流仍然不断在枯竭，我也不断地再复盘，可是最终都会归咎到自己的性格，性格又会归咎到自己的童年。”

公司有过一些转机，也扩展了团队，但是团队认为是王越的发展瓶颈，后期也纷纷出走，成立了二维码公司。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赶开董事会，夜路长途出车祸。所有一切，崩溃至极。”现在的王越甚至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撑下来的，“天天生活在担心恐惧忧郁之中，工作也仅仅是硬着头皮。”很长一段时间，他极度恐惧回顾这段历史。

为了公司能够生存下去，王越试过做工业硬件上的二维码，也帮耐克、美特斯邦威、麦当劳做一些小型活动方案。但这些小项目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到2014年，创业第12个年头，我竟然面对连年亏损这样的状态，还要月月凑钱发工资，经常在不到一个月的现金流的状态下度日。”他再次判定自己“不适合创业”。

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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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二维码市场爆发。当年5月，微信正式推出“扫一扫”功能，尝试以二维码为入口；10月，腾讯CEO马化腾说，“未来二维码也将成为移动互联网的重要入口。”另一个巨头阿里也早已在二维码市场进行布局。

微信对二维码的推动让王越和团队振奋不已。“很多人都说，一看到二维码就想起我，但在那时最怕别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此前说‘做二维码的’，然后就开始给人讲技术。而那时，当我说出‘二维码’后便沉默不语。我知道对方内心想，‘二维码我知道啊，微信二维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也确实说不出来什么了。朋友们经常议论，王越起个大早，什么也没有做成。”

2017年6月27日，北京，顾客在市场的一家水果摊用智能手机扫描支付二维码

希望的曙光出现在2013年。这一年，一些金融公司开始关注二维码在支付方面的应用，而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也进入了3G、4G时代，一切催化条件都开始具备，而他过去12年的经验积累和沉淀，也将在商业上得到回报。

“2013年，竟然会发现支付移动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将会出现一次支付的革命。”面对万亿级的市场，王越说他实在忍不住笑了，“这是二维码技术的一个巨大发展机会，这个机会比之前所有二维码应用的机会都要大。”

为了深入研究金融行业，王越带领团队一头扎进北京金融街，成天与金融圈人士打交道。2014年，王越意识到虚拟卡代替实体卡的时代到来了，二维码将广泛地应用到移动支付，而安全性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意锐新创研发出了金融安全级的动态二维码支付技术。

2015年是王越创业以来的第一波高反弹攻势。意锐新创重新组建团队、梳理业务、全力出击，在电影院市场一举拿下超过70%的市场份额，并成功开发出移动支付设备“派派小盒”（以下简称“小白盒”），进军移动支付领域，受到很多二维码支付服务商的采购。

政策对移动支付也越来越友好，王越的事业想象空间越来越大。2016年初，支付清算协会向支付机构下发《条码支付业务规范》（征求意见稿），这是继2014年央行叫停二维码支付以后首次承认二维码支付地位。

王越抓住政策窗口调整的机会，通过升级产品开发方案进一步降低了设备成本，将二维码产品价格降到了接地气的程度，微信支付、百度钱包等互联网金融平台都将小白盒作为线下终端支付首选设备。目前，“小白盒”在国内手机二维码支付领域占有率已达60%。

王越正在快速攻入二维码更多杀手级应用场景中。今年7月，根据国税总局最新发布的《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自7月1日起，无论是专用发票还是普通发票，开具发票时都需要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微信和支付宝都及时推出了快捷开票功能。消费者通过微信“发票助手”或者支付宝“发票管家”，制作、保存、分享自己的二维码发票信息，完成支付后，再让商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这个扫码过程还需要关键的一环才能运转起来。这一环就是王越的“小白盒”。

这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移动支付不感兴趣的酒店业，却是“开发票”的大户，“税号”政策逼迫酒店业接受移动支付，这也是王越的商机。据统计，中国有四十多万家酒店，以每个酒店每天开100张发票计，每天实现“闪开发票”数，将达到4000万单，而以每单节约480秒计，每天可以节约的时长将达到3.2亿分钟，这或将成为又一个现象级市场。

王越的目光并不满足于当下的二维码市场。他认为，“二维码不只是实体卡虚拟化、无现金这么简单。在移动支付产业，二维码支付只占20%，未来还有80%的新增发展空间”，他要超越支付，推出一个更具现象级的移动支付体验。在王越看来，是时候推动“小白盒”与EMVCo二维码国际标准的融合了，而这是中国银联与VISA、 Master等金融巨头联合推动的标准。

王越深知这样的一般性规律，当我们做成了一件事回头去看曾经走过的那些路，总是能习惯性地总结出这样那样的“成功经验”。王越并不依托于这些经验，他还在等待，等待下一个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