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新基建”带动性 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在党中央决策部署下，“新基建”进入了加速推进的快车道。“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成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新基建”的内涵是什么？“新基建”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积极影响？“新基建”应该怎么建？本期中经论坛特别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家，共同围绕“新基建”的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新基建”成为疫情期间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新基建”到底“新”在哪里？与传统基建的区别是什么？

刘韵洁：“新基建”的概念首次被提及是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会议明确了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层面开始密集部署，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的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都提到“新基建”，特别是3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明确强调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基建”不仅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还包括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目前，传统基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改革起到的作用较为有限，而“新基建”则通过数字经济和高端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提供新一轮工业和科技革命的重要基础，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和新型现代服务业的大力投入，不仅能够加速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和投资带动，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创新和持久的动力，还能够大幅提高我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养老和环保等领域的规模和质量，更好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曾宇：传统基建主要是指铁路、公路、桥梁、水利工程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而“新基建”主要是指与高技术产业、科研创新、智慧城市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以5G基站、新一代通信网络、云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以大型科研装置、超级计算中心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以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为代表的支撑智慧城市等应用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新基建”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新。“新基建”主要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二是模式新。“新基建”加速新技术的产业应用，并催生大量创新应用和产业形态，扩大了新供给，形成新的经济模式，从而带动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和经济发展，同时借助新兴的服务模式和技术手段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可能，甚至推动产生新的新兴战略产业；三是领域新。“新基建”不同于以铁路、公路、桥梁等为主的传统基建，有全新的应用领域，如全联网应用、天地通讯、智慧城市等。

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差异来看，“新基建”具有蕴含技术与知识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强大的产业关联性和渗透能力等特点，直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结构优化。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对经济效率提升更显著，涉及诸多产业链环节，在我国拥有较大发展空间。

张新红：“新基建”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大、数字化转型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既是寻求经济新增长点的现实需要，也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突破口。

在传统基建带动经济增长作用逐步减弱的情况下，“新基建”将在稳增长、稳投资、稳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传统基建提供的主要是基建项目自身的功能，其影响和作用是看得见、可测量，但也是有限的。“新基建”不仅可以取得传统基建固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比传统基建更大的乘数效应。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提供的更多是网络效应、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可以引发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大量涌现。近年来不断出现许多新职业，比如数据分析师、电子竞技师、网商、网红、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民宿房东等，大都得益于“新基建”效应的发挥。随着“新基建”的加速发展，或将带来更多的业态创新，创造更多的新的就业岗位，这也是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的魅力所在。

李锦：疫情防控期间，数字经济“撑起了一片天”。新产业、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的影响，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建设进度，这并不是单纯的机械式刺激计划，而是早就规划好了的大规模建设计划，多数项目都在各地的投资计划之内，不过在疫情影响之下有所加强，一些地方加快了推进速度。

“新基建”着眼于前沿科技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感，“新基建”政策将保持稳定发力态势。新型消费带动新型基建，这是逻辑起点。“新基建”不再是刺激制造业等“生产型”投资，而更多依赖“消费型”投资，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新基建”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哪些积极作用？

曾宇：当前，推动“新基建”的建设对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基建”产业涉及面广，有着高度的产业前后向关联度，可以同社会生产的各个行业的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具有极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新基建”的投入，会对关联生产要素产生新的投入需求，这些行业的投资热潮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基于信息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建设，数字化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将进一步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将全面升级，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也将进一步提速，由此提升全社会经济主体的运行效率。

“新基建”相关支撑技术和平台技术的发展，将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工业互联网等是制造业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手段，是实现智能制造、敏捷制造、绿色制造的可行途径，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面升级。推动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物联网平台等的建设，发展工业云服务、大数据服务、云计算服务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提升我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有效手段。

当前，数字经济成为就业“稳定器”和“倍增器”，“新基建”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显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增速。此外，区域经济体借助“新基建”可促进产业整体向高端集聚，衍生出新的创业和就业群体，形成产业人力资源分流，助力产业结构调整。

李锦：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便不可能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也不可能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新基建”在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建设中具有新特征和新使命。

第一，“新基建”是防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抓手，能够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对我国经济发挥拉动作用。疫情后，由于出口和消费的恢复需要一段时间，要推动经济恢复到正常轨道，需狠抓以“新基建”为代表的领域，进而通过需求端的率先复苏，带动生产端走出困局。更要看到，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今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外需增长有可能遇到更多困难。在此背景下，更要依靠内需发力，推动经济平稳发展，以此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

第二，“新基建”有利于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交叉交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将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与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并不矛盾。新型基础设施除了满足智能技术开发和智能产业发展，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智能化水平外，还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就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跟上并满足智能时代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

第三，“新基建”有利于高端要素投入，为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动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可以拉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人才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的投入，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提供需求载体，为我国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转型提供动力。5G和人工智能等硬的“新基建”与医疗、社会管理等软的“新基建”，适应了互联网化和数字化的需求，有助于培育经济新动能。

第四，“新基建”有利于占领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奠定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新基础。三次工业革命都以相应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和必要条件。在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我国与发达国家一起站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同一起跑线上，通过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竞争力。

第五，“新基建”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投资带动效应。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或越过峰值，投资建设的边际收益已经趋于递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为数字经济的增长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边际收益递增的新一轮增长，对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投资带动效应都是非常显著的。从长远来看，对于劳动力质量提升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周超男：“新基建”具有较为成熟的数字经济产业基础。中国数据总量年均增长率达30%，增速为全球最高。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五大分区中数据资源拥有最多的区域。“新基建”已成为我国从顶层规划到社会投资的“风向标”，将促进2020年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伴随数据资源重要性的提升，必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新基建”将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和行业变革？

曾宇：当前，面向未来的新技术体系正在加速建立，竞争的焦点从单一产品转变为技术设备体系和生态体系的竞争，伴随网络化、融合化和体系化发展，全球范围内信息领域技术与产品形态正不断创新发展，不断产生新平台、新模式，并基于其渗透性和扩散性，带来社会各行各业深刻变革。

新一代网络、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类脑计算、新型材料等已成为全球新一轮技术革新的重点。在芯片领域，硅光子、神经形态芯片及非冯·诺依曼体系架构的研究正在兴起，高效能、类脑化、一体化、平台化等成为未来芯片和计算机发展的主要方向；全球范围内以操作系统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强，并呈现和数据库、中间件、应用软件等相互渗透、融合发展的趋势；高可扩展、高安全、移动、高服务质量、绿色、低能耗的新型网络正成为产业界和学术界研究重点；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技术给互联网基础资源领域技术革新带来重要机遇；5G、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正推动物联网快速进入全联网时代，从而引发新的技术突破空间和产业机遇。

未来5年，将是我国信息技术产业政策红利的快速释放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激烈竞逐期、是数据资源禀赋的集中彰显期、是中国模式向国际社会扩散的关键成型期。信息技术创新加速和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深度调整为我国核心技术突破带来新机遇。新的竞争格局尚未尘埃落定，我国要以“新基建”为抓手，利用自身优势，做好战略统筹，自主创新发展，大力发展信息领域平台级产品，形成核心技术发展的“微生态”，以谋取核心技术发展重大突破和实现某些领域的“弯道超车”。

舒骋：“新基建”兼顾了稳增长和促创新双重任务，聚焦点在于科技创新，“补短板”。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也需要“新基建”的快速建设做支撑。

此次疫情期间，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已经和水电气一样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同时，国人第一次大范围感受到5G+多种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效率提升。这背后也意味着对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巨大需求。远程办公、视频会议、在线教育这些大流量的应用快速兴起，对网络设施、数据中心、云计算设施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基建”的快速发展，将带动通信、计算机和电子等相关行业产品需求，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同时，将激发更多新增需求，创造出新的繁荣业态，给行业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中国5G建设的加快，5G的应用场景将更加丰富。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都将有更多的实际应用取得突破性发展。视频通信作为未来最为重要的交互方式，随着数据量的指数化扩张，以及智能世界中终端数量的暴增，很多新技术将得到商业化巨大发展。

“新基建”将拉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人才等要素的投入，对投资和运营模式的要求更高，不仅会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而且会更加规范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

周超男：3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为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会议提及数据中心建设，引发行业瞩目。

数据中心可以说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银行和数据资源库，所有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背后，都需要数据中心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基础支持。推动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数据中心是核心基础设施平台。数据中心将承载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催生的愈来愈多新应用，创造全新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加速新旧传统产业融合，形成全新的数字产业体系。

加快推进“新基建”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应采取哪些有效举措加快“新基建”建设进度，进一步释放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刘韵洁：目前，我国正处于从跟踪模仿向创新驱动迈进的关键阶段，部分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我国在未来网络与通信领域的制造工艺、标准制定、产业生态等方面，距离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需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以互联网为例，尽管过去几十年互联网取得了巨大发展，然而随着与实体经济融合，“尽力而为”的传统网络架构难以支撑工业互联网、车联网、4K/8K、AR/VR等对差异性服务保障、确定性带宽/时延的需求。面对严峻挑战，需进一步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测试和验证。

“新基建”投资与建设的模式仍需探索。“新基建”的投资和改革创新的建设模式，需要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规划，需要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极具准确性和针对性的实施方案。一是“新基建”在加大力度推进的同时，要做好科学的发展规划，有节有序推进，不能用力过猛和过度刺激；二是精准定位，切忌进行简单粗放式的投资，须聚焦高精尖行业，瞄准核心技术，实施重点措施，针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时间做到准确分类和精准建设；三是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建立公平公开的监督机制，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要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为更多民营企业拓宽投资渠道，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四是加快推进“新基建”要重视人才队伍培养，让科研机构和高校发挥更多作用。

张新红：发展“新基建”，面临技术、资金、体制、模式等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对“新基建”认知不足，或将导致建设成效得不到充分发挥。“新基建”的要素、功能、成本结构、质量控制、运维要求等与传统基建有很大不同，甚至存在根本性差别，既要防止打着“新基建”的名义做传统基建，也要防止用传统基建的套路去做“新基建”。

目前，具备条件的地区和企业加快推进“新基建”的热情很高，但相关资料显示，真正与“新基建”相关的项目并不多，占基建总投资的比重也不高。各地应加快研究制定专门的“新基建”指导意见和行动计划，研究建立“新基建”绩效考评体系，包括覆盖面、渗透率、质量、用户体验、普遍服务落实程度等多维度考察，及时了解建设成效及其社会经济效应。此外，“新基建”不能只看到5G网络、物联网、车联网等这些相对有形的基础设施，一些服务于公众的重要平台、应用系统可能是更重要的“新基建”。

周超男：“新基建”依托新技术。“新基建”迭代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撑与升级，新技术面临开发周期、成本、市场推广等困难，同时也面临投资风险较大的问题。“新基建”塑造新体系。全新的数字化技术体系在核心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基于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夯实基础技术、丰富应用场景任务艰巨。新应用催生新安全。“新基建”领域会撬动整个行业，给生活、企业生产和社会协作方式带来巨大变化，相关业务安全风险、应用场景安全风险和关键技术安全风险将逐渐浮出水面。

当前，欲抢抓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更需理性、谨慎、有序、稳健地发展。大量的资金及企业进入“新基建”领域，易引发盲目扩建、恶性竞争、标准混乱、产能过剩等风险。

“新基建”应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的基础上，合规、合理、科学、完善地布局，充分发挥“国家主力+市场活力”，建立新机制、明确新主体，进行周密规划和科学评估，进一步完善制度与服务。

从全国范围来看，“新基建”的战略遵循是以点带线、以线支撑面的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依旧是先试先行区域，后续全国各个城市稳步推进，进行合理、有序、稳健的规划布局。

从政府角度来看，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统一规划，按需实施，合理建设，防止扎堆式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无效投资和烂尾工程；立足当地禀赋、产业分布，考虑市场需求和本地发展实际，合理统筹、合理评估，避免盲目发展；营造市场化发展环境，提升监管水平，促进和维护公平竞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自主决策，由市场推动产业发展。

从市场主体来看，对于“新基建”要理性投资，风险管控，遵守客观、专业、审慎投资原则，尽量避免跨行业进入“新基建”相关领域；要根据财力和债务的承受情况循序渐进推进，避免一哄而上，以及形成新的过剩或风险隐患。